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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谢永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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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晚清民国年间,四川*阀割据,匪患横行。各地的州县,山头林立,都有不少土匪。川北的某县附近山上,常年盘据着一个姓陈的土匪,横行乡里。这个陈姓土匪,看上了乡里的一个年轻女子玉芝。这玉芝年方二八,长得俊俏,年幼丧父,与弟弟仕廉和母亲相依为命。土匪想把玉芝抢回来做压寨夫人,又恐玉芝性情刚烈,誓死不从。于是心生一计,将玉芝的弟弟仕廉绑了票,要玉芝将自己来交换,并放言出去,若三日不来,便将男孩撕票。玉芝爱弟心切,只得屈从,嫁与了陈姓土匪,做了压寨夫人。玉芝被土匪抢走后,从沒回过娘家,也沒有任何联系,从此杳无音信。男孩仕廉被放了回去,见了母亲,抱头痛哭。然而势单力薄,亦无可奈何。仕廉与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艰难。为了糊口,仕廉学会了下河摸鱼。在稻田里赶鱼入网,也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仕廉不知从哪听说,地里长有一些俗称麻元的东西,挖出来晒干,是一种叫做半夏的中药材,可以卖给中药铺换钱。于是,人们常常看见一个衣着破旧的小男孩,蹲在地里撬泥土挖麻元。仕廉慢慢长大,靠着挖麻元卖所得的微薄收入,也积累了一些积蓄。又跟人学着做行脚商,也就是挑着货担,卖点针线、布匹之类的小买卖。不仅在附近走乡串户,也翻山越岭到附近的州县。远的时候,也长途跋涉,去过陕西等遥远的地方。仕廉干着行脚商的小本营生,赚了些钱,在乡里的一个村子买了片地,盖了座四五排的大瓦房,娶了附近陶家坝子一名陶姓女子为妻,在此繁衍生息。村子地势平坦,一条小河从村边婉延流过。河上有座小木桥,据说是梨木搭成,故而这乡村也因此而得名,叫做梨木村。乡里人家每每称呼这个地方,总是习惯叫做梨木桥。仕廉养了四五个儿女,并按照祖上传下来家谱上的辈份排字“朝廷佳仕,永兴吉昌”给他们取名。长女永秀,长子永生,次子永怀,次女永淑,幺女秀清。这个家庭的次子永怀,就是我的父亲。家族梨木村的周围一带,聚集居住了许多谢姓人家,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附近的联升水库居住的不少谢姓人家。儿时的记忆里,有一次从水库那边,走过来一个与母亲年纪相仿的妇女,背着小孩,路过家门口,去镇上赶集。她和母亲打招呼,并按照辈份,称呼我这个小孩叫满满(即叔叔的意思)。她背着的小孩儿,便得叫我做爷爷了。梨木村的附近,有个叫谢家院子的所在。前年陪父母回老家路过的时候,父亲还带我去看过。那里还立着几间陈旧的老宅,据说有年的历史,是当年的先祖迁居至此所修造的。父亲拍着高大的顶梁柱说,你看这柱子多粗多直,现在这种木料,在附近怕是不好找了。父亲退休生活的有段时间,对修家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帮他把整理的文字录入电脑,也因此知道了一些几乎失传的旧事。明末清初,四川张献忠作乱,大肆屠杀,加上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三十多年的长期战乱加上瘟疫之害,四川人口锐减。康熙大帝颁布了填川*策,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潮,俗称“湖广填四川”。据家谱记载,这一带谢姓的先祖,即是在康熙三年,即公元年,从湖南的零陵县迁居于此。在营山县的磨刀岭一带扎下根来,繁衍生息,开枝散叶。时至今日,这移民先祖的谢姓后人,恐怕已有七八千人口。父亲前些年回乡的时候,联系了谢姓宗亲,一起举行清明祭祖活动,甚至还通过网络,联系上湖南零陵县的谢姓人家,说是要寻根问祖。本想年带父母去湖南张家界旅游,欣赏自然界的鬼斧神工,神奇的地貌景观。顺便陪父亲去圆下心愿,拜访下零陵县,看看能否寻觅到一点点祖先的痕迹。谁料新冠疫情一起,哪里也不方便去了。随着父亲撒手人寰,父亲的这个愿望,再无实现的可能了。父亲的童年父亲出生于年的正月十九。后来全国解放,由于上学或户籍登记的种种差错,生日变成了年。数十年下来,也是将错就错,没有去户籍管理部门更正了。总之,我们都记得,春节的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没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年,中国内战结束,全国解放。又过了几年,新*府对民族资本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收私人工商业,进行公私合营。作为小本经营小商人的祖父,也就被收编,成了供销社的一名营业员。解放前,由于祖父的家庭收入主要靠种三亩地和一点小生意,维持六七口人的生活,生活比较困难。父亲的姐姐永秀因此没有上学,父亲的哥哥永生只读了小学。解放后,梨木村办起了一所公办小学。年父亲到了适合上学的年纪,高高兴兴地跨进了校门。父亲很喜欢学习,从不迟到早退,作业也做得很工整,经常获得老师的表扬。初小升高小的统一考试中,考了全班第一名。除了读书之外,父亲还常常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轻活,比如放牛、割草、打猪草、拾柴、拾肥、洗红薯、打野菜等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年期间),粮食收成大大减少,农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全天的口粮只有三两米,集体种的蔬菜也很少。为了填饱肚子,放学后父亲和小伙伴们都要去打野菜。下雨天,就去检地莓回来充饥。人都吃不饱,没有粮食养猪,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一点肉。老家的房子后面是一条小河,父亲放牛都到河坝去放,放牛的同时还可以钓鱼。父亲便每次放牛都带上鱼竿,挖几只蚯蚓,回家时总会带回几条鱼,用来改善生活。少年时期父亲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恰遇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很多中学停办,当地镇上的中学也停办了。父亲小学三个毕业班,多同学只考取了6人,父亲是其中之一。父亲考取的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到附近的小桥镇上学。说是附近,其实也要上坡下坎,翻山越岭。徒步经过凉风垭、龙王寨,离家约三、四十公里,全是山路,要翻越两座大山,步行需要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父亲考取的学校是一所省级重点初级中学,住校读书,差不多一个月回一次家。父亲回忆中,第一年由国家供应粮食,第二年国家粮食紧张,就实行自己带口粮。那时候年龄小、力气小,只有由家长或者请亲戚、邻居给父亲送口粮。送一次,吃一个月,吃完了又送。由于家中没有足够的大米,还要送红薯作为口粮。十二、三岁就离开家去集体生活和学习,遇到的困难也不少。学习用品和日常用品要自己准备,一日三餐要自己安排,衣服要自己洗。每次回家步行三、四十公里的山路,下雨天摔跤是常事。有时候走在后面的同学滑倒时,会将前面的同学推倒,几个同路的同学一起摔倒。暑天返校的路更难走。沿途的蛇特别多,那时候总让不怕蛇的同学走前面,用棍子将路边躲藏的蛇赶跑。但有时候蛇,也会突然从草丛中钻出来,吓得怕蛇的同学直叫。特别是到了中午的时候,路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滚烫。赤着脚走在这滚烫的路上实在受不了,就将桐子树的叶子摘来,捆绑在脚板下面隔热。父亲读书用功,成绩一直优秀。初中毕业后顺利考取了高中。当初考上初中的6个同学中,就只考取了父亲一个。父亲说,他哥哥(我的大伯)的话对他的鼓舞很大:“我们家族祖辈没人上过大学。你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为我们家族争光”。父亲立志要考上大学,没有报考中专尽快工作,而是报考了高中,到营山县城中学住校读书。文革父亲是高中67届,却在临近毕业的时候,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乱。年5月,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的鼓励下,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走资派成了批斗的对象,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直到年恢复高校招生,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多年来都没有父亲上大学的机会。文革初期,父亲胸前戴着领袖的像章,手握毛主席语录,和同学们四处串连。当年所谓的串连,倒底都是什么样的活动,我并不十分清楚。从网上传说的关于红卫兵的故事来看,想必全国上下都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被批斗倒了大霉。从父亲当年的照片来看,看那整齐的着装,严肃的表情,可能也就是年轻学生们响应国家号召,所参与的一些伟大的集体运动和免费旅游吧。下乡文革的串连活动并不持久,因为学生们并不能靠着串连永久免费的吃饭。年父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上了农民。当农民,各种农活就都得去做,无论是重体力活还是脏活,比如担肥料上山、犁田地、收稻子搅打谷机、将湿水稻从稻田担回晒场、将晒干的稻子送往几里远的粮站交公粮、修水库、修公路、下粪坑取肥料等等都得做。无论天晴下雨、白天晚上都有活干,从早到晚干一整天,能得到10个工分,年终决算时每个工分能分得两分人民币。父亲读高中的时候,经村里乡亲介绍,认识了一名在附近蒋裁缝家学手艺做衣服的刘姓女子。介绍人说这女子性情温柔,勤劳贤惠。这女子,也就是我的母亲明芳。年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结了婚。父亲回忆中,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真体验到了农民的生活。体力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艰苦、文化生活的单调使父亲自始难忘。当时农村搞的是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父亲作为一个男劳动力,为了生计,栽秧、打谷、犁田、担肥、送公粮等,什么样的重体力活都干过。每天干下来简直是疲惫不堪。这样的辛劳换来的还是粮食不够吃,肉食、禽、蛋也很少,父亲这一米七左右个子的男人体重不足一百斤。每个星期能看上过时的《四川日报》,每年能看上几场巡回放映的电影,小说都很少能借到。中学教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实施普及九年教育。年初,乡里的完全小学开始招收初中班,缺少教师,父亲被学校聘请为代课教师。代课得到的报酬大部分交回生产队买工分、分口粮。年,为了满足边远山区农民的孩子上初中的需要,乡里办起了一所民办初中,父亲当上了民办中学教师。学校性质是民办公助,教师的待遇是工分加国家补助。父亲工作认真负责,教出来的学生,统考成绩还比完小初中班的学生还要好,数名学生被推荐上了高中,有的考上了大学或者中专,当上了教师和干部。父亲因此而被评为优秀教师,受到了区*委、区*府的表彰。也得到了学生和其家长的好评、爱戴。后来父亲离开的时候,学生们都舍不得他。父亲当年的学生们,不少都和他保持着联系。他很喜欢的一个学生,如今在县里做干部。好几次父亲回家乡,学生倘若知晓,必会毕恭毕敬地作陪。恢复高考年的一个周末,父亲到镇上去赶集,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不禁喜出望外。那一年,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母亲回忆到,那天父亲从镇上回来,才到院子,看见母亲,兴奋地大声道,明芳,告诉你个好消哦,恢复高考了!回到家,父亲找出以前的的高中课本,开始复习。从得到消息,到参加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白天要去学校上班,只有晚上才能复习。当时梨木村还没用上电灯,都是点煤油灯照明。十一月的天气有点冷,父亲坐在被窝里看书复习。煤油灯因燃烧不完全,向上飘着黑烟。听母亲说,这一个月下来,将蚊帐都熏黑了。有一晚,父亲复习太晚了,由于太疲惫,不知不觉睡着了。煤油灯将被子点着了,灼烧到手,这才惊醒,将被子燃着的火扑灭。经过一个月紧张而艰苦的复习,父亲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这事儿在家乡引起了轰动,传为佳话。复旦老三届父亲于年春去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满30岁了。那时候,我已经快5岁,弟弟刚出生没两三个月。那年高考,集中了差不多之前十年的高中生。班上的同学,基本上都比父亲小,最小的要小十岁。同学们都称呼他“老大哥”。父亲觉得,30岁的记忆力,明显不及十几岁的同班同学。为了掌握所学知识,更好地完成学业,他必须花费比其他同学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记忆。于是,父亲放弃了许多的休息时间,就连星期六、星期天也都是在教室或者图书馆度过的。经过四年刻苦学习和训练,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父亲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被推荐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在父亲上大学的四年期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两个孩子,在农村种地维持生活。就这样,父亲上大学,我上小学。而我那时的梦想与誓言便是,将来,我也要上复旦大学。毕业分配父亲依靠国家的助学金生活并完成学业。年初,父亲大学毕业了。父亲学习勤奋,大学期间学习成绩上乘,又是班干部。在毕业分配工作时,系*总支书记、学生分配小组组长找他谈话,希望留在母校工作。当时父亲已经不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那一年,作为长子的我,已经九岁,上小学三年级了。在我小时候,在读书方面,已经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听长辈们说,我4岁就跟着当民办教师的姑姑去她的班上旁听。课堂上开小差低着头掰手指头玩,貌似并没有认真听讲的样子,姑姑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每每都能对答如流。后来到了入学的年龄,正式报名上了学。第一年的期末考试,别的同学还在苦苦做题,我已经提前完成并交了答卷,还得了满分。梨木村附近的办学条件不是非常稳定。小学的前三年,我转了4次学校。不论是在村里上小学一年级,去联升公社的公办完全小学上二年级,还是到附近山头上徐老师教的三年级,我没有让父母失望,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作为一名农村妇女,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她带我亲身体验劳动、教我从个人的真实情感来写作,写出来的作文《记一次劳动》、《我的爸爸》,都得到老师的好评。母亲、我还有弟弟,都是农村户口。当时要将中、小城市的城镇户口转到上海都非常难。农村户口转到上海,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没有户口,入学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父亲觉得需要考虑我的教育问题。为了孩子,只得放弃留校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机会,选择了四川的一个偏远艰苦的三线单位——核工业部第一研究设计院第四研究所。三线单位三线建设,发生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为加强战备,年,中国*府决定建设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体系,将国防、科技、工业、交通等生产资源逐步迁入三线地区。在年至年间,中国*府在中西部投入巨资,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父亲所分配的单位,就是这样一个隐蔽并且分散在山沟沟里的研究单位。原来叫做中国核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后来改名叫做中国核动力研究院,是我国从事核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试验、运行和小批量生产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科研基地。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有许许多多的科研前辈和知识分子。中国的核潜艇动力反应堆,以及中国的核电站反应堆,都是父亲工作单位同事们的杰出贡献所建设起来的。参加工作据父亲说,当年到单位报到的那一天,坐着单位的长途班车,穿过四川那些山沟沟,进入隐藏在深山里的研究单位。父亲看着周围荒凉的场景,不仅有些后悔,气得把背包都丢在了地上。想想也真的是,本想通过勤奋学习跳出农门,改善一家人的生存环境。哪知道,刚大学毕业,离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又进入到一个周围都是山丘农田的山沟沟里面。多年过去了,父亲当年留在大都市的年轻同学们,大多发展得比较顺利。和父亲关系最要好的两个同窗好友,一个成了复旦的副校长,另一个成了副省长,都是省部委一级的领导干部。而父亲,因为家庭与孩子的负累,放弃了留校的大好机会,也因为比同级同学大十岁的年龄劣势,错失了不少单位上选拔任用的机会。事业发展上,也就止步于科研院所的科长一职。长大后的我,更多的了解了父亲以前的经历,我才更深的体会到父亲的心情。难怪我在大学毕业便早早结婚的时候,他是如此强烈的反对。我在其后不久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他是如此强烈的失望。父亲,真的对不起。工作根据在父亲电脑上看到的一些简单记录的文字,我得以稍微了解到他当年的一些工作情况。父亲到了工作单位,被分配到分析化学研究室。室主任让父亲到研究院的第一研究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学习质谱分析。父亲拜质谱组的老师傅为师,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实践,通过一年的学习,基本掌握了质谱分析技术。后来,父亲用质谱同位素稀释技术解决了某种核燃料元件研究、制造过程中必须控制的有害元素——硼的分析测量。研究论文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并作为某种核燃料元件分析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获得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由于种种原因,父亲所在的研究所没能添置质谱仪,只得改做化学分析工作。父亲通过研究建立的分析方法还有:海绵锆中镉的极谱法测定;铀三硅二中铀的精密测定;涂铌二氧化铀中铀的测定等,这些分析方法都在研究所的核燃料元件研制、生产中得到应用,为科研、生产提供了分析数据。这些分析方法在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同时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供他人借鉴。他病逝之后,我从父亲同事在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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